6月20日，徐州市中医院“孙凤霞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顺利通过江苏省中医药局组织的专家验收。目前，我市仅有的2个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都落户徐州市中医院，分别是“孙凤霞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 和“王如侠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
       今年76岁的孙凤霞教授，是主任中医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名中医，出身中医世家，曾拜师于“国医大师”朱良春，“我出生中医世家，曾祖父孙华麟是光绪御医，祖父孙岱松是民国名医，我现在都在用祖辈的处方。”

民国名医孙岱松
1962年，以78岁高龄获得“先进工作者”

      在孙凤霞教授的记忆中，爷爷孙岱松“拄着个文明棍，是二院（徐医附院）中医科的大夫”，“他民国时名气就很大，当时家里只开方子，没有药，光开方子一天都多些，奶奶刘淑英都跟着抄方子。爷爷开过的方子，我想广济堂、春发正、祥顺成等药店要是存档的话，应该还有，不过老药工都去世了，配伍不知能不能留下。解放后，爷爷先在第六联合诊所，后来到了二院，从二院退休的。”孙凤霞说，“解放后公私合营，我们家的房子都交给公家了，成了无产阶级。”
      在徐医附院人事处档案室，记者查到了孙岱松的档案。孙岱松在“自传”里说：“生于1884年2月23日，原籍山东泰安县，‘祖传中医’”，成分是“小资产、中医”，母亲“孙李氏，妻子刘淑英（务农）。”从档案形成的时间1965年看，孙岱松有意回避了父亲孙华麟的御医经历，甚至对父亲孙华麟没有点滴记述，只是“祖传中医”四个字带过，这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有“减少不必要的麻烦”的考虑，可以理解，只是对今人搜寻历史资料多有不便。

医者的担当，受徐州道台指派到邳县“点牛痘”

       孙岱松在“自传”提到，“1893年入学（私塾），1900年学医种痘（鼻药疗法，药物制成一定剂型作用于鼻腔），1903年上牛痘学堂，徐州道台袁大化派我到邳县去点牛痘，4个月返回徐州，上（跟随）医学教员胡爱山，随学随行医。1924年聘入铜山县贫儿教养院，为院医生至1927年止，仍回家行医。”史料记载，胡爱山是二十世纪初徐州名医，著有《牛痘真传》一书，胡爱山在自序中以“仲景悯人悲天之怀”说：“痘疮之症，人生一大关也，轻者损肌伤肉，旬月即可就痊，重者烂额焦头，性命因而难保。”
      牛痘又叫“天花”，是世界上传染性最强的疾病之一，种痘就是将牛痘疫苗接种人体，使人体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
      在医疗条件低下的年代，“天花”给徐州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徐州百年大事记（1880—1988）》记载：“1920年1月，睢宁天花蔓延，死人甚多。”1923年，丰县境内流行天花病，“死亡率达百分之二十五以上。”《邳县史志》记载：“民国十三年（1924年），全县有传染病患者647人，死亡294人。”

    《徐州市志》说：“民国时期，徐州多次疫痢流行，中医张香谷、徐蔚亭、孙岱松等均参与救治，他们皆法《医宗金鉴》为准绳，于20年代为徐州中医中药学术的主流倾向之代表。据老中医回忆，民国时期麻疹（麻疹病毒所致的小儿常见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在徐州地区流行甚广，3—5年一次大流行。患者由于误诊乱治，或因护理不当，常死于闷疹、疹后喘（麻疹合并肺炎）等诸多险恶之症。从受道台袁大化指派去邳县“点牛痘”，到和其他名中医一起救治“疫痢”病患，在重大流行性疾病面前，孙岱松表现出了医者的担当。

见证“废止中医案”，参与组织“中医师公会”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孙岱松主要在位于文亭街中兴巷7号的家中行医。
       中医是国粹，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鸦片战争前，中国医界一直是中医一枝独秀。列强入侵后，西学东渐，在日益激化的中西医论争中，医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医持轻视甚至反对态度，认为中医已落后于时代，主张用西医取代中医。当然，对中医歧视、摧残最酷的莫过于国民党政府，中医几乎废弃在他们手里。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政府卫生部在汪精卫的授意下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1929年2月26日，上海《新闻报》首先披露“废止中医案”。消息传出，全国为之震动，中医界在全国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3月17日，全国17个省市、242个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高呼“反对废除中医”、“中国医药万岁”口号。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组织请愿团向南京政府门请愿，要求立即取消“废止中医案”。国民政府没料到会造成如此轩然大波，当时正值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国民政府卫生部部长薛笃弼等人接见了请愿代表。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听从民愿，取消“废止中医案”。为了纪念抗争的胜利，3月17日被定为“中国国医节”。

       作为民国名医，孙岱松见证“废止中医案”事件，并参与组织了“中医师公会”，促进了徐州中医的发展。《徐州市志》记载：“民国18年（1929年），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作出《废止中医以扫除医学卫生障碍案》的决议，徐州市中医界公推周惟僧等人去上海参加赴南京请愿团请愿。通过斗争，徐州中医得以继承和发展。行医由坐堂、挂牌行医等方式发展到创立诊所，还有的创立‘国医讲习所’，传授中医理论。徐州解放前夕，全市有中医120余人，并成立了徐州市中医师公会，制定《徐州市中医师公会章程》。当时颇有声望的中医有：刘仰文、周惟僧、方象平、孙岱松、胡莲舫、宋雨轩等。” 

因为名望被推举为保长，60年代初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孙岱松在“自传”中说：“1936年因那时须用老人，担任保长，仍在家行医，日本人时因医（治）病人多，又不能亲自作（做）事，换范学贤，仍在家行医。”由于行医积攒的好人脉，孙岱松被推举为保长。“解放前有房屋十间（文亭街中兴巷7号）出当六间，自住三间，走道一间。解放后，在1959年志愿主动地把房屋交给国家管理。1952年加入第六中医联合诊所，1956年11月14日加入徐州市立二院（徐医附院），在配伍禁忌上，可处理一般的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谦虚大概是专业技术人员的共性，所以作为当时的名医，孙岱松也只能说“可处理一般的病”，实际上作为孙氏内科流派的第二代传人，对肠胃等消化系统疑难杂症的治疗和调理技术是屈指可数的。
    《徐州市志》记载，民国19年（1930年），从事国药业的店堂已有60多家，大小药铺分布市井。1938年，日本军队侵占徐州，广济堂、五洲大药房等均被焚烧、抢劫一空，中西药业、药店全部关闭，人员四散逃难。1939年后，中西药业逐渐恢复营业。
       据《徐州市志》描述，解放前徐州人民长期遭受兵、水、旱、蝗、病之灾，加之卫生知识贫乏，卫生状况甚差，徐州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20年、1922年、1932年和1946年霍乱流行，“城乡死亡枕籍”，“大庙地区前坝子杨庄村50户人家在霍乱两次流行时，几乎家家有病人，户户贴白纸，流传着‘早死有人埋，晚死无人抬’的悲哀话语，有些年份庄稼熟了无人收割，民不聊生，家破人亡。1946年河南等地大批难民来徐，疾病蔓延。”1939年徐州日伪警察局工作纪要说徐州全市是“缺乏卫生之病态城市”：“市面一切卫生，无从寻觅，垃圾山积，污物坵堆，蚊蝇繁伙，疫痢环生，膛目以视，惨然为涕。”
      民国时期徐州的居民没有用上自来水，人们饮用土坑井、石（砖）壁水井及压把井等井水，水质较差，井水中的大肠杆菌等祸害百姓，每到夏季肠道疾病大量发生，受害者多是劳动群众。在此时代背景下，孙岱松等民国医生只能以“医者仁心”为群众治病，确实是无暇顾及“保长”所负担之事。
      受地理、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上世纪40至50年代是徐州中医药发展的鼎盛时期，到1948年，徐州经营中西药的私营药店发展到150多家。1954年，政府对私营药业进行调整、并店、转向工作，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1966年底，全市零售门市部转为全民所有制医药商店，结束对私改造。1958年，徐医附院中医科成立后，孙岱松加入进来。1962年，78岁的“中医师”孙岱松被评为徐医附院“先进工作者”，他带教的学生们给他的评价是：“不私自开药方，在服务态度方面表现很好。”

师从“国医大师”朱良春
“中医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仁术”

       孙凤霞教授告诉记者，她从小就跟着爷爷孙岱松学写字、抄方子，“1956年我们家的变化最大，爷爷进入徐医附院工作，原来在老家泰安行医的父亲孙幼松这一年也来到徐州，先是在在大马路286号挂牌开诊，后来又到了云龙区医院、民政局医院。”现在年龄超过70岁的老一代徐州人都还记得孙幼松的名号，作为孙氏内科的第三代传人，他当时也是徐州名医。“父亲继承了家学，我记得父亲用川乌、青乌等和高度粮食酒一起泡的药酒，能治疗风湿和关节炎。我前些年还学着父亲泡药酒，川乌、青乌等泡半个月，一天一小盅，治好了我腿上的滑膜炎积液。”孙凤霞特别提醒：“药酒是有毒性的，不能擅自配用，一定要遵医嘱。”
      1956年，徐州市中医院成立，孙凤霞教授高中毕业后进入中医院工作，“半工半读，在中医学习班学习5年，出来以后是大专。”解放后，为了迅速提高现有中医业务技术水平，适应社会主义保健事业发展的需要，江苏省在扬州、镇江、徐州专区开设了中医进修班，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和技术。

      作为孙氏内科的第四代传人，家学的耳濡目染和祖辈的耳提面命，让孙凤霞比一般中医师有先天优势，再加上自己的努力钻研，孙凤霞很快成长起来。1979年，她迎来了事业发展中的一次重要机遇，“那年江苏省在南通中医院举办第一期中医进修班，经过考试后，我进入进修班学习，导师有朱良春、陈继明、姚宇晨等专家。从1979年到1980年，我跟着朱良春老师，天天上午不是上课，就是去门诊。当年上课的课本、笔记本和朱良春老师给我批改的作业，我现在还保留着。”孙凤霞教授说，“国医大师”朱良春不但教会了她怎样更好地用中医为群众服务，更让她深刻地理解了医生“仁心”的重要，“老师说中医不仅是一种谋生手段，更是一种仁术。”

“老师说‘经典是基础，师传是关键，实践是根本’”

      朱良春，1917年8月出生，南通市中医院主任医师、教授，1939年1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是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2009年荣获首届“国医大师”称号，2015年12月14日，因突发肺栓医治无效去世，享年98岁。
      孙凤霞教授说，“国医大师”朱良春医术高超，“进修那会，朱老师要求我们对待《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经典著作，要‘熟读成诵’，‘脉书不厌百回读，熟读静思子自知’，他说学问是世界上最老老实实、最实实在在的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对疑难病的诊治诀窍他更是倾囊相授。”
      朱良春是我国最早撰文提出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医生，对中医的发展，他一语中的：“经典是基础，师传是关键，实践是根本”。“他说‘证’和‘病’不可分割，但要灵活运用，一人一方。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大部分病症还是可辨可治的，关键是找到病‘证’的本质。如果说不能治，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有疗的‘未知方药’，但总会找到的。”孙凤霞教授说。
      朱良春的老师民国名医章次公曾送给朱良春一方印章“神仙手眼，菩萨心肠”，这成了是朱良春一生的真实写照。朱良春善治疑难病在中医界是公认的。日本西尾市寺部正雄会长的夫人患有乳腺癌，她瞒着日本医生天天喝朱良春开的汤药，1个月后手术时，原来的癌肿只剩了一小块，癌细胞萎缩死亡，惊呆了日本医生。上海14岁男孩2004年4月被诊断为髓母细胞瘤，术后两月后复发，朱良春用扶正祛邪、软坚消瘤法，予多种虫类药、补益精血药合用，精心调治，2006年、2007年复查多次，均未发现异常。
      朱良春不仅医术高明，其仁心也让人感动。朱良春解放前在南通行医时，给穷人开方后，盖上免费给药印章，到指定的瑞成药店抓药，朱良春每年端午、中秋、年终同药店老板结帐。朱良春92岁高龄时仍出诊，不将病人看完了不吃饭。因为有的病人担心吃完饭，他就不回来了，所以朱良春一定要坚持看完病再吃饭。

   
“中医养生的践行者，一碗‘养生粥’老师喝了70年”

     “老师90岁高龄的时候还四处看病讲学，让中医薪火相传。他逝世之前有一次在连云港讲学，特地打电话让我过去，最后一次聆听了老师的教诲。他送给我的著作《虫类药的应用》、《章次公医案》、《医学微言》、《朱良春用药经验集》等，我现在也经常研习。”孙凤霞教授说，多年来，朱良春从不以名医、大家自居，对同事、下属、学生、徒弟、平民百姓一视同仁，对求教者有信必复，有问必答。2007年10月，朱良春去郑州讲学，山东武城县一个胰腺癌患者水米难进，病情危急，其亲属赶到郑州恳请朱良春亲自去一趟。从郑州到武城，要坐5个小时的汽车，这对91岁的老人意味着许多未知的风险。但朱良春还是退掉机票，和随行人员赶赴武城。
      大道源自平常心。孙凤霞教授说，朱良春不但是中医的传道者，更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中医养生保健的实践者，对今天人们的健康保健生活很有启发意义。
      上世纪30年代末，朱良春随老师章次公在上海行医，当时霍乱横行，师徒日夜操劳，渐觉体力不支，人也逐渐消瘦。“朱老师的母亲知道后，把绿豆、薏仁、扁豆、莲子、大枣清洗干净，用黄芪浸泡过的水大火煮开，换小火煮40分钟，再放入枸杞煮10分钟，煮出来的粥不仅味美，而且能抗疲劳、强体力，朱老师吃了几个月后，精神开始好转，不再感觉疲劳。从此，老师就养成了每天喝一碗养生粥的习惯，而且一喝就是70年。”孙凤霞教授解释说，中医认为心主血脉，心的功能正常，则气血运行正常、精力充沛，有清热解毒功效的绿豆是入心经的、带点苦味的莲子也能清心养心；肝藏血，肝经气血充足则体力强健，枸杞是补肝佳品；脾主运化，承担消化吸收功能，红枣、薏仁、扁豆都是健脾的，并有防病抗癌的作用；肺主气，肺气足了才会生机旺盛，薏仁补肺清热化痰的功效非常好；肾藏精，莲子、薏仁、枸杞都对肾有补益作用。“这几样东西合在一起能滋补、调和五脏，使正气充足、精力、体力旺盛，再加上补元气的黄芪，食疗效果非常好，而且这个粥方非常便宜，普通老百姓都能够消费。”
     “金钱买不到健康，养生没有捷径可走，没有人能通过一个大秘方一劳永逸地获得健康。维护健康没有秘诀，就是精神愉快、适量运动、勤于动脑、作息规律、饮食平衡5条，这5条说来都是老生常谈，但真正能持之以恒坚持的人很少。”孙凤霞教授说，“古人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现代人经常熬夜，但无论如何，要争取在夜里11点前睡觉。每天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是阴阳交接的时候，这时候阴气最盛，阳气最弱，是最好的睡眠时间，如果连续熬夜，就会损耗人体阳气，即使你第二天睡到10点也不能补回来。在饮食方面，朱老师倡导‘节食可去病’，饮食一定要合理搭配并有所节制，这也是健康之道。”